□ 沈学东
劝学所是地方教育行政机关,发端于清朝末年,主要负责地方教育调查、筹款办学等事务。
光绪二十七年(1901)八月,清朝廷宣谕各省府州县兴办学堂。光绪三十一年(1905),严修在直隶试办劝学所。光绪三十二年(1906)十月,清政府学部奏定《劝学所章程》,规定全国各厅州县设劝学所,归地方官监督。按民国象山县志记载,“以学务公所改设劝学所,设总董一人,由县令保荐委任。”
象山创办劝学所,始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宣统二年十二月(1911年1月),学部奏准改订劝学所章程.劝学所由基层“学务之总汇”改为地方“教育行政辅助机关”,负责“佐埋官办学务”,对自治学务有“赞助监督之权”。辛亥鼎革,劝学所被废除。1915年,复设,惟章程有修改。1922年,全时学制会议决议改劝学所为教育局。1923年,劝学所改为教有局。
劝学所制度是清末新政的一项重要改革举措,是地方教育行政体制建立的标志。象山劝学所在清季民初前后延续约18年,三任董事分别是陈汉章、王予卢和孔昭藜,他们在近代管理地方学务中起到重要作用。
(一)
光绪年间,陈汉章任职象山劝学所总董。据民国县志记载,光绪三十三年七月初二日(编者注:应为光绪三十一年),县令黄羡钦推荐举人陈汉章为总董,先设立劝学所。
陈汉章分派城乡学区,在各城乡设区董,每月星期轮流会议,用来宣讲劝学所奏定章程。然而经费无着,每星期参会者很少。起初,议定借用东澄河吴氏屋为劝学所会所,却没有结果,只能借用张副将祠堂作为劝学所办公场所。
后来会议决定借用丹城立德祠后进屋三间,作为办公场所。立德祠在县政府西、东岳庙左。祠堂内有宁绍台道胡承祖撰写的《留爱堂碑记》,据碑记记载,祠堂本来祭祀都督张进。张进,号维贤,福建漳州府人,在平定耿精忠叛乱、开发台湾时,战功卓著,为康熙皇帝所器重。张进协镇象山十五年,“饬厘军政,恤士卒,靖封疆,与夫矜老哀穷诸事,謦咳难尽;如施棺衾,贫者德其无委壑也;埋白骨,亡者德其无暴弃也;露顶步祷,积粟备饥,而人安歉岁,饱其德于凶年也;开设义学,勤宣上谕,而户有絃歌,沐其德于文教也;筑道头于古渡,免困泥泞,布石梁于要津,弗病涉水,行旅德之;葺大成两庑,尊崇圣贤,创文昌魁阁,栽培儒雅,斯文德之”,深入人心。乾隆戊戌年(1778),汪公国祥像入祠。道光七年(1836),题额“汪张二公祠”。道光十年重修。
光绪三十三年(1907)九月二十五日,宁波府有公文到达各县:“已以崇实书院改设劝学所,盛炳纬为总董,府拨公费六千元。”然而陈汉章竭蹶半年,象山经费仍然没有着落,没有拨款一钱一厘。及到十二月,县令才给劝学所拨款一百元,而且充用的是对某姓的罚款。
陈汉章领到此款,就在光绪三十四年(1908)正月七日,借用县立小学堂丹山书院开办师范传习所。遍请县中在宁波师范学堂毕业者为教员,传授诸多塾师以科学知识。
光绪三十四年二月,象山各地小学堂开课,传习所塾师也毕业。
光绪三十四年(1908),陈汉章赴京考职,辞去总董职务(以上内容,根据民国县志记载撰写,但是根据笔者考证,估计陈汉章记忆有错误,光绪三十一年(1905),陈汉章应灌阳唐尚书招注《唐书》,辞去劝学公所总董职务,王予衮继任)。
(二)
陈汉章离开象山后,推荐举人王予袞为劝学所董事。乙已年(1905),知县黄羡钦认为,如果不是邑绅之品学兼优者,不足以继任劝学所总董,于是礼聘王予衮为劝学所总董。王予袞,谱名有悰,字补廷,又字叔华,小字冉芬,别号翥苞山人,墙头舫前王莳兰季子。
王予袞于光绪乙酉科膺乡举,陈汉章是年中副车,因此两人同科。当时,石浦创立金山书院,予袞主讲数年,文风为之丕变。戊戍(1898)春,陈汉章和孔昭藜、王予衮一起参加考试,只有王予衮列为大挑二等候补教谕。王予衮不求仕进,唯以吟咏为事,他对陈汉章说:“吾诗岁为一册,约计之,得十余册矣。”陈汉章随口吟诵袁随园诗句云:“自叹匡时好才调,被天强派作诗人。”予衮一笑置之。陈王两人,彼此了解且友情颇深。
王予衮任职后,仍然苦于经费缺乏。他自己不领薪水,又极力争取,于科举田款项中,获得拨大洋六百元,作为劝学所的常年经费。
当时,象山县内,学堂稀少如晨星,寥寥无几,王予衮任职劝学所后,派员四出劝导,视事期月,城乡小学渐次推广。只一年,中小学骤兴,城乡小学增至一十九所。
次年,王予衮开办师范传习所,改良里塾。
光绪三十三年七月,奉贤进士程龢(字蓉孙)任职象山知县,又请王予衮兼任禁烟公所总董。王予衮兼职后,殚极心力,务绝根株,未尝一夕安枕,不数年间,全邑烟苗铲除净尽,成绩卓著,得邀上宪题额嘉褒。程龢博学多才,然恃才傲物,不轻信人,但是对于王予衮独加青眼,认为邑无第二人。宣统元年正月,怀宁举人胡远芬(字味兰)任职象山知县,继续聘请王予衮兼任禁烟总董。宣统元年十月,江苏举人邓嘉禾(字芝轩)任职象山知县,信服予衮,令其兼任自治坐办,一身数职,尽出义务,家非素丰,债台高筑,不管不顾,众人以为事难。
当时象山港沿海滩涂养殖蛏苗,称为蛏田,舫前村养殖户因划界不均,和邻村争蛏涂,聚众械斗,带着鸟枪火器伤人,予衮冒险劝解,以一言解纠纷,亲自划分地界,察其受伤者,让强悍者出资医治伤者,各无言,且永弭纠纷。墙头某富室有枇杷果园,穷人入窃,富人以火器守卫,黑夜枪毙一贼,游手好闲之徒居为奇货,麕集富家,口戕口?,想要勒索多金。予衮建议富室拨良田数亩,作为死者父亲养老资,其父答应后,予衮出面问众人:“你们如此喧闹,想要怎么样?”诸人见难染指,面面相觑,作鸟兽散。
众议予衮“其才有佐治之略也”,宣统己酉(1909),王予衮被公推为省谘议局议员,到浙江省任职,不久,因病回家。庚戍八月某日,积劳成疾,病故。
王予衮前后讲学二十余年,门下游泮之贤士,水宴鹿鸣者,济济辈出。同行对其教育事业的奉献,尤其给予崇高的评价。所以病故后,象山各界名流如:象山县典史吴镇基、慈溪籍举人陈训正(字屺怀)、鄞县举人谘议局副议长陈时夏(字季衡)、拔贡王韶九(字歛哉)、拔贡钦点知县分发福建史翰章(字雪坡)、邑武生俞鳌(字一峰)、邑附生周进忠(字赤臣)、邑附生王玷、林邦藩、萧志鸿(字子洪)、冯卓(字竺生)、 邑岁贡生林曾安(字放卿)、邑附贡安徽候补巡检李久森(字茂林)、邑岁贡周琛隆(字允中)等人纷纷去吊唁。象山前后几任县令给以挽联:
象山知县举人邓嘉禾,字芝轩:“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时艰并蒿目,谁将只手挽狂澜。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圣学重薪传,賸有一经绵世泽。”
象山知县安徽籍举人胡远芬,字味兰:“禁烟为我国家强盛基,当年务绝根株,决算曾资贤士策。此邑乃新海军依据地,异日来覩武备,停车惟式故人庐。”“真旧学,始可赞。新猷集群策而图进文明,知君最热心公益。既称名,究何伤。没世当久病而犹怀谘议,令我思爱国精神。”
象山陶材学堂、群益学堂、敬业学堂、媛秀女学堂也送去深切的吊唁,其学生邑岁贡生屠耀台(字星严)、邑举人陈泽方(字馥斋)、周肇邦、简易师范毕业生潘潮霖(字黼臣)撰写挽联。
象山县劝学所开追悼会,对于王予衮高度评价。慈溪举人柳在洲、鄞县举人王世钊等浙江省省谘议局同仁撰文表示哀悼。
象山各校纷纷开追悼会。如:
始达小学:“窃维我校兮与所毗连,自公来所兮,于今三年(先生曾任劝学所所长三年),知我校之学课兮,惟公最先。爱我校之清苦兮,惟公为然。方期我公之永留兮,覩我校之成全,胡昊天之不吊兮,促我公兮游仙。朝来而过所兮,不见公之神姿,暮往而过所兮,不闻公之教辞。兹逾一月而追悼兮,难尽哀思,惟愿吾侪之勉学兮,聊酬公知。”
场立小学:“九月肃霜,何草不黄。如何昊天,不用其良。言念君子,克明其德。出言有章,古训是式。君子来兹,于今三年。兢兢业业,佛时仔肩,长我育我,日就月将。济济多士,受福无疆。夙夜在公,既备乃事。嗟尔君子,维躬自瘁。四月维夏,如有隐忧。薄言还归,俾躬处休。以迄于今,公归不复。宛其死兮,乱我心曲。维予小子,不识不知。欲报之德,靡日不思。作为此诗,跻彼公堂,于兮奠之,我心忧伤。”
(三)
王予衮去世后,举人孔昭藜继任劝学所总董。孔昭藜,字展卿、简青,墙头丁家人。王莳兰在舫前觞咏楼创办文社,招收戚友中优秀子弟在读。孔昭藜和墙头秀才欧仁衍(字伯昆)、孝廉欧仁衡(字平叔,后为进士)、溪里方秀才方可钦(字晓舫)、蔡家岙秀才沈庆雯(字彤甫)为文社社员,互相切磋,学日以进,同学情谊颇深。孔昭藜比王予衮少一岁,娶墙头欧氏,为王予衮妻妹。
孔昭藜任职二年,民国三年(1914)十二月,民国废除劝学所制度,孔昭藜也被停止职务。
民国五年(1916),学部又下令:“三等县设劝学所长一人,劝学员二人。”民国六年三月,象山再次成立劝学所,总董仍然由孔昭藜继任。县知事张鹏霄核准于科举田款项下拨大洋三百元,县税教育费款项下拨大洋三百元,作为劝学所经常费用。嗣后,把以上两种款项归合为科举费,专门拨款给劝学所。
孔昭藜任职期间,上承王予衮的教学措施,继续开办简易师范学校,培训教员,下乡劝导办学。象山学校创办盛兴。至民国十四年,乡村由家族或个人出资,或由县商会议、工业同仁、癸亥俱乐部、体仁会等社会团体出资,有的借用祠堂寺庙,有的借助民宅,有的租赁商店,新增学校八十五所。全县学校达到百所。
民国三年(1914)十二月,民国政府废除劝学所制度,学龄风潮的产生是重要原因。
清末民初,民不聊生。特别是民国三年(1914),旱魃为灾,秋收失望。落后的经济和卫生状况,引起灾民饥荒和疫病的流行,从而形成社会普遍的心理恐慌。“从镇上到县城的路上,每个村子里,满街上,跑来跑去的穿了孝服的孩子,每个人都拉着一副忧愁的脸子,到处听到的是哭声,鞭炮声,凄厉曳长的叫魂声。”
恰在其时,民国政府不解决民生苦难,却着力推行教育新政,下达《通令》。《通令》规定:“一岁至七岁的儿童,无论盲哑,孩子们的出生年月日都要登记于册,以为学龄儿童。”
《通令》发布之时,谣言随之而起。民间传闻:“儿童七岁至十四,开列年月日和时。年月日和时,不管男和女,招去魂灵抱木桩,镇压钱塘江上水。钱塘江上起风潮,铁路通过铺铁桥,沉下木桩随水泛,不是魂灵抱不牢。”谣言产生的直接原因是造谣者利用铁路的建造。
风传儿童灵魂会被招去定木桩,用以镇压钱塘江水,以便铺设铁路。1912年后,西方事物的大量引入。铁路铺设成为西学东渐的缩影。然而本土的迷信思想并没有消除。许地山曾说:“修桥或兴大建筑底时候,如要修得坚固,就得用人来做牺牲,也是信强死者底幽灵有大威力护持那建筑物底缘故。在中国内地,民智比较落后底城镇,每因兴大土木,修公路,或筑铁道,而发起掳人做祭底无意识的谣言与恐怖”。
根据《迷信与民俗·查学龄》记载:“查学龄,谣言起,谣言一日传百里。”谣言以惊人的速度,迅速扩散。“街谈巷说空唠叨,父母子女群相号。群相号,鸣锣聚众毁学校。学校毁,教员逃,土匪塾师消牢骚。”揭发拾魂恐慌的始作俑者是土匪与塾师。造谣者利用疫灾带来的恐惧,散布惑众之妖言,动摇社会稳定。 强调学龄风潮对民国教育事业的摧毁。“知事仓皇打电报,鸟枪黄衣官兵到。吁嗟乎,官兵到,土匪跑,塾师躲,赔偿学校良民拋,知事捻须翕然笑。”描述学童风潮平息的过程,反映出地方政府对平定学童风潮功不可没。
《浙江公报》对此事进行了连续报道。发报时间主要集中于1914年3月到10月,时长约8个月,其中7月、8月、9月为高频率发报期。
屠耀台《王师母欧宜人八旬寿序》云:“萧山县肇祸颇烈,宁海县井兰庄焚燬数十家,本邑潭头以阻挠学册,拒捕枪毙二名,尸舁调查人石贤智家,其叫嚣未成,祸不具纪。”萧山县和宁海县的学龄风潮信息,估计就是根据报纸上得来的信息。象山茅洋乡潭头村老百姓群起阻扰政府职员登记学生名册,与警员撕打,公然与政府力量反抗,结果两名村民因拒捕被枪毙。尸体抬到学生名录调查人石贤智家,但是并没有落实,所以为祸也没有详细的记录。
屠耀台曾经在墙头环翠书院读书,老师是王予袞的儿子王乃楫(字军雄),妻子是墙头欧宜人。乃楫四十二岁去世,其妻子有八十多岁了。屠耀台写寿序是赞美欧宜人的美好品质,因为当时王乃楫任职象山学务委员,所以直接处理象山的学龄风潮。
有专家认为谣言传播最初发生在武康,迅速流传到海宁、平湖、丽水等底。现存最早的拾魂恐慌记录于七月武康县详报,然后迅速蔓延至临县。永康与东阳南乡相毗连,便滋生谣言;桐乡起风潮后,毗连双桥镇。东阳吴某在崇德县到东阳县一路散布谣言,不过一二日,拾魂恐慌到处肆行骚扰,而后富阳、玉环等县后先迭起,蔓延全浙江。
学龄风潮的表现,根据《浙江公报》的新闻纪录,有如下表现:“学务委员被辱。”“学董房屋器具被毁蚩蚩者,民甚且放火杀人,聚众抗官。身命牺牲,有所不惜。”
当时王乃楫任职象山学务委员,不明真相的乡民到王乃楫丹城家中滋闹,不断地要挟诘责。不管是官员,还是知识分子,都没有正确引导,认为是“奸民妖妄煽惑,与司事人为难。”反而是王乃楫的夫人欧宜人婉言劝导,甚至煮饭待客,邀请远道而来的乡民在家住宿,待人非常周到,不明真相的群众才稍稍散去。
民国十三年(1924),象山县政府奉文改劝学所为教育局,县府专门颁布文件,奉文设立,以办学务。由县教育经费款项下,每年拨银洋九百七十二元,作为教育局经费。
教育局直属省教育厅。内设董事会,作为审议和立法机构;教育局外又组织教育会。县知事荐举理学士郑广为局长,事务员仍然由前劝学所任职的生员王乃楫、师范毕业生周宗浩二人。
教育局长郑广负责教育政策的推行、学校的管理监督,在推动新思想传播、推行白话文教育等教育改革,发挥积极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