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海明 

　　在象山的文化遗产中，有着七百多年历史的爵溪大瀛海道院（今爵溪幼儿园旧址）元刻《大瀛海道院记》碑，是一件十分罕见的文化瑰宝（目前残碑珍藏于象山县博物馆）。碑记的撰文、书丹、篆额分别是吴澄、赵孟頫和袁桷。吴澄，元代杰出的经学家、理学家和教育家。赵孟頫是中国书法史上家喻户晓的书法大家。袁桷师出名门，元代著名经史学家、文学家、书法家和藏书家。

　　历史上研究此碑的后代名家很多，如清代学者刘墉、纪昀和钱大昕，清末民国大儒陈汉章及胞弟陈畲，及中国文学家、思想家、现代文学的奠基人之一的鲁迅。我县著名的方志学者、县政协原主席王庆祥先生更是历经数年、不辞辛苦、钩沉索隐、追古论今，多方查找资料，终于在2018年12月完成出版《〈大瀛海道院记〉元明两碑考读》一书，为研究《大瀛海道院记》碑留下了宝贵的财富。据王庆祥先生考证，此碑是爵溪大瀛海守持道士吕虚夷遣门生郑守仁于元延佑六年（1319年）农历四月十二日携《大瀛海道院图》赴建康（今南京）江东书院，与王进德（江东书院创建人）或程端礼（江东书院山长，鄞县人）在建康的门生一起为了(向吴澄)“资一言以求其名”，吴澄遂撰文相赠。文章以主客问答的形式介绍了爵溪的人文地理状况，阐明了写作的缘由和目的。全文表达了撰文者吴澄作为宋元理学大家的理学思想元素，尤其是他的“理气论”之哲学辩思。赵孟頫书丹的时间应该在元延佑六年（1319年）“借病乞归”至吴兴家中后至元至治二年（1322年）农历二月十九日(建碑时间)的中间的某一天（具体时日无考）。另据王庆祥先生考证，元刻《大瀛海道院记》碑高225厘米，宽111厘米，厚16.5厘米，原碑体积约0.4立方米，重约1000公斤左右。碑全文817字，碑额篆刻阴文“大瀛海道院记”六字，两旁饰丹凤朝阳，碑文书体字迹圆润流畅，书体正而兼行，刻工精细，仔细欣赏此碑，会感受到一种“翩若惊鸿，婉若游龙”的丰韵。是宁波现存最具理学、文学、书法、金石等综合艺术价值的碑碣。

　　近日笔者通过学习和查阅与《大瀛海道院记》碑有关的历史资料，发现历史上研究此碑文化艺术价值方面关于撰文者吴澄和书丹者赵孟頫的较多，对袁桷在此碑的研究大都停留在其碑额篆书“大瀛海道院记”六个字体用笔圆润挺劲、方圆兼济、凝炼静穆和栩栩如生的“左雕巨虚，右雕凤凰”的图案方面，而考证袁桷在此碑作用的历史资料寥寥无几。然而笔者通过阅读大量历史资料后发现，篆额者袁桷极有可能是促成此碑雄立于爵溪大瀛海道院的重要角色。

　　一、袁桷和吴澄

　　袁桷（1266年-1327年）字伯长，号清容居士，庆元鄞县(今宁波南门)人，元代著名经史学家、文学家、书法家、藏书家。袁氏家族是当时庆元（今宁波）四明望族，诗书礼仪传承悠远，累代为官，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学术上，地位都举足轻重。袁家长期与南宋四明相族史家联姻，两家关系盘根错节、交织于一体，实力更令他族望尘莫及。袁桷的仕宦生涯历经元成宗、武宗、仁宗、英宗、泰定帝五朝，累官至翰林侍讲学士，位居二品，朝廷制册、勋臣碑铭多出其手，文章博硕，诗亦俊逸，又工书法。袁桷和吴澄的联系，乃至《大瀛海道院记》成文，其背后有一位关键人物—程钜夫。程钜夫是袁桷父亲袁洪的挚友，生于南宋淳祐九年（1249年），元至元二十年（1283年），加翰林集贤直学士，同领会同馆事。后累赠光禄大夫，大司徒、柱国，改封楚国公，元延祐五年（1318年）去世，谥号孝肃。纵观程钜夫一生，大致可分为少时求学、为官翰苑、访贤江南、典掌翰林、退隐建昌五个时期。其中访贤江南应该是其人生在历史上最为大书特书的一个历程。他十九岁开始游学于临川临汝书院，从学于徽庵先生程若庸，与吴澄、吴德溥、吴可孙、程仔复和艾思诚等同门。程钜夫在这里接受到系统的理学教育，这对他以后的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其中又以吴澄与程钜夫交往最深，两人年纪相仿，甚是投机，乃成素友。

　　元大德元年（1297年），受时任奉诏江南访贤的侍御史、行御史台事程钜夫的推荐，袁桷被选作翰林国史院检阅官，但还没来得及上任，其妻郑氏、父袁洪相继病逝，袁桷惟在家守制。

　　吴澄（1249年—1333年），字幼清，晚字伯清，临川郡崇仁县（今江西省乐安县）人。宋元大儒，杰出的理学家、经学家、教育家。吴澄一生师事二程（程若庸、程绍开）、接武朱熹、隐居穷谷、漫游讲学、官授师儒、穷究五经，与许衡齐名，并称“北许南吴”，以其毕生精力为元朝儒学的传播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元时官至集贤直学士、奉议大夫、资善大夫（二品）。元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程钜夫奉诏江南搜访“遗逸”，特地到抚州，请吴澄出仕。吴澄“以母老辞”。程曰：“不欲仕，可也，燕冀中原可无一观乎?”吴澄无法拒绝，便辞别母亲、妻子，随程钜夫及其所荐的三十名贤士赶往大都。而在这些贤士之中就有后来成为宋元时期极富盛名的书法家、画家和文学家的赵孟頫。

　　二、袁桷和赵孟頫

　　赵孟頫（1254年-1322年?），字子昂，号松雪道人，吴兴（今浙江省湖州市）人。南宋晚期至元朝初期官员、书法家、画家和文学家，宋太祖赵匡胤十一世孙。赵孟頫自幼聪慧，宋亡后隐居不仕，屡辟命。直到元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经行台侍御史程钜夫举荐，才赴大都觐见元世祖，授兵部郎中。此后历任集贤直学士、济南路总管府事、江浙等处儒学提举、翰林侍读学士等职，累官翰林学士承旨、荣禄大夫。自世祖至武宗、仁宗、英宗四朝，皆获礼敬。晚年逐渐隐退，元延祐六年（1319年）借病乞归。元至治二年（1322年）七月逝世，享年六十九岁。赵孟頫博学多才，工古文诗词，通音律，精鉴赏。在书法上，他精于正书、行书和小楷，其书圆转遒丽，被人称为“赵体”，同欧阳询、颜真卿、柳公权并称“楷书四大家”。其画取材广泛，技法全面，山水花鸟俱工，并倡导师法古人，强调“书画同源”，主张变革风行已久的南宋画院的体制格调，开创了元代的新画风，为元代画坛的领袖人物，有“元人冠冕”之誉，其绘画、书法和画学思想对后代影响深远。

　　元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十二月底，赵孟頫沿着运河从杭州北上赴大都任职。第二天抵达长江南岸镇江的丹阳驿，然后渡江到了北岸的扬州驿站，在这里赵孟頫与程钜夫、吴澄等南士三十人会合北上，这也是赵吴的第一次见面。次年暮秋，吴澄由于自己的经学思想在朝中没有得到多少实际的响应，再加上母亲年迈体衰决定离开大都。临别前，吴澄手书陶渊明诗一首、朱熹诗二首送给赵孟頫留念，赵孟頫（当时召为兵部郎中）则写了一篇《送吴幼清南还序》对自己的“出处之计”做了表白。两人虽认识时间较为短暂，但也算车笠之交了。

　　元大德五年（1301年），在家守制三年后袁桷在翰林学士赵与蒨（宋宗室，宋太祖赵匡胤十世孙,《新元史》为赵与薰）的推荐下，袁桷重新获任翰林国史院检阅官,并于元大德六年（1302年）赴大都就职。最后累官至翰林侍讲学士，位居二品，并三次随驾赴元上都。在南士中地位较高，影响较大。赵与蒨和袁桷的父亲袁洪同是南宋四明相族史家的女婿，与赵与蒨同为宋朝宗室后人的赵孟頫和袁桷也算远房表亲的关系。元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赵孟頫在杭州与时从戴表元（1244年-1310年，字帅初，庆元府奉化人，元代学者、诗文家）学诗古文词的袁桷初次相识。两位江南才子见面，各示书画词赋以酬答，甚为投契。赵孟頫出示所绘牟端明《脱靴图》和黄庭坚《返棹图》，袁桷专门作了篇《导游赋》来表达他的敬仰之情，赞美赵孟頫“清名雅言”，为“千载之人”，并留下了一段赵袁共同求学慈感寺的佳话。赵孟頫善画，袁桷为其书画作了很多题跋，赋了许多诗文。两人的书画与文字相得益彰，乃成为书画精品。此后两人一直书画往来，交往密切，甚为投契，惺惺相惜。十几年后，他们共事元廷，往来频仍，终成莫逆之交。在元初南士普遍的遗民心态下，出、入仕两难，袁桷和赵孟頫同为宗室世家，其入仕尤其受世人关注。

　　三、袁桷和吕虚夷

　　元大德八年（1304年），元成宗敕封龙虎宗第三十八代天师张与材为正一教主，主领“三山符箓”，标志着正一派正式确立。当时活跃在两都的正一派道士有不少兼具文人身份，他们不仅是元代道教发展的强劲动力，也是元代文坛的有生力量。吕虚夷便是其中一位代表性人物。

　　吕虚夷（?-1344年）字与之,元奉化人。早端谨而好文，后入天台山桐柏崇道观，著道书、治经史于其间。元大德丁未(1308年)应象山达鲁花赤岳合难相邀前来求雨，后居爵溪守持大瀛海道院。虚夷好义而耿直，通禅观之学，儒、释、道兼崇，与沙门大师俱有倡和之作。后归隐杭州吴山，与古梅籐蟠为益友。元至正四年（1344年）无病而卒。著述有《老子讲义》《啬斋文集》《瀛海纪言》十七卷。

　　历史上虽然没有袁桷和吕虚夷交往的明确记载，但是他们两个人之间存在着某种隐隐约约的联系。首先,南门袁桷府邸和吕虚夷在“庆元报恩观师事吴尊师，受祈风雨役鬼神之法”的庆元报恩观相距不过几百步。据袁桷的《延佑四明志》记载，庆元（今宁波）府治鄞县便有12座道观，其中之一就有报恩光孝观。而吕虚夷的“师事吴尊师”的“报恩观”应该就是当初“报恩光孝观”的简称。据《宝庆四明志》“董孝桥一名渡母桥报恩观西距府六十步”，也就是说报恩光孝观在目前宁波中山西路现海曙小学附近的渡母巷东不远之处（2006年已经废止的地名，60年代称东方红大街298弄）。其次,宋元期间“佛刹改为宫观，释迦改为天尊，菩萨改为大士，罗汉改尊者，和尚为德士，皆留发顶冠执简”较为普遍。入元后，元朝政府实行宽容和多元化的宗教政策，儒、释、道三教的融合在当时较为普遍。我们有理由相信宋元期间佛释道相融而造成寺改观、观改寺和寺观融合同处的现象普遍存在。况且天宁寺原钟楼的“幽冥教主”，原本就是仿袭道教的太乙救苦天尊。最重要的据宋姚勉《雪坡集》巻三十三《重修报恩光孝观记》记载，报恩光孝观、报恩光孝寺和现在的天宁寺其实就是同一寺观。另据《宝庆四明志》记载“报恩光孝观子城东南八十步，本唐开元二十六年所置……政和元年改天宁万寿，绍兴十三年二月改今额”也有力支持了这一观点。元至大二年（1309年）被倭寇烧毁重建（报恩光孝观），明洪武十五年(1382年)改为天宁禅寺，民国初年，改称天宁寺，2006年6月被国务院公布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再者，他们彼此是互相了解的，并且还有共同的爱好。中年以后的袁桷似乎在刻意地营造着一种孤独的意境。他在这种环境中求学、问道、修身、养性，享受其中，毫无苦意。袁桷在十九岁时学琴于浙派古琴宗师徐天民，精通音律，著有《琴述》，是宋元期间著名琴家。同时他也深谙医术，精通医道，撰写了《庆元路医学记》。四明地区宗教比较发达的，据历史记载，袁桷喜欢与四明附近寺院（道观）的主持或高僧（道士）赋诗吟歌和交流医术。最重要在袁桷的《清容居士集》里面有“雪厓吴法师饬身制行道流所尊企弟子吕虚夷请赞”的描述，说明袁桷是认识或者了解吕道士的。何况吕虚夷文学修养极高，交友甚广，两人在此期间有过交往的可能性很大。吕虚夷早年曾执事于鄞县县署，应该对身为南门望族的袁府有所耳闻或者相互熟悉。最后，两人有共同的朋友。民国《象山县志·方外传》：“吕虚夷，字与之，四明人。……主天台桐柏山崇道观……。尝游京师，士大夫皆以诗文投赠，而与学士院虞集、吴澄（经考证两人没有交集）、危素（元末明初历史学家、文学家、诗文家）交尤厚。”袁桷在元大德七年（1303年）认识临川崇仁人（今江西省抚州市崇仁县）虞集（1272年-1348年）。虞集自少受家学，曾随同乡的名儒吴澄游学，两人结为莫逆之交。虞集的行状称：“时前代故家子弟仕于朝者不数人，公与四明袁公伯长最厚，尽交友之义。”故袁桷和虞集的关系非比寻常，道人吕虚夷和袁桷之间的交集较为明显，而且他们有共同的重量级朋友（虞集、危素等）。

　　通过上述人物关系的梳理，这一历史脉络是非常清晰的，可信度也很高，那就是：道士吕虚夷凭着与士大夫们的交往关系和自己在宗教界及文学界的地位请求鄞县南门的甬上名士袁桷，然后袁桷凭着父亲的挚友程矩夫的关系，向当时因病寓居于建康（今南京）江东书院（书院主人王进德同是吴澄的学生）的程矩夫同窗兼挚友吴澄邀文，并由表哥也是吴澄车笠之交的赵孟頫书丹，自己亲自篆额，终于成就了集三位名家手笔于一体的“一代名碑”——元刻《大瀛海道院记》碑。